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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南北朝佛像中的印度“笈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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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由四川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联合主办了“梵天东土 并蒂莲华——公元400-700年印度与中国雕塑艺术大展”。在此次展览中,我们直观地看到了这种极具古典主义的雕塑风格对中国石刻造像艺术的深远影响,从中了解到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从早期犍陀罗风格到笈多时期风格的流变。

古代的印度是由很多个小邦国组成的,公元4—6世纪的时候,笈多王朝势力强大,统一了印度大部分地区。凭借强大的国力,笈多时期的印度教和佛教向外传播,其艺术风格影响了中亚、东南亚及中国的雕塑艺术,余波达于公元七世纪。

那时正值中国的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正处在四分五裂阶段,其前段时期甚至被史学家称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其时却是佛教在中国作为独立的宗教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佛教造像也从模仿外来形象转向了本土化、民族化的进程。因为民族众多,分裂的政权各自为阵,都按照自已的理解学习、模仿佛教及其造像,各地佛教和佛像都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

而成都的南北朝佛像独具一格,笈多元素与汉风并存,反应出本土汉文化的强大以及对外来元素的兼融。

南朝佛像 精美呈现

佛教初传中国是距今约两千年前的东汉时期,那时的佛祖在中国人心中多与本土的西王母等神仙一样,是众多神灵中的一位。人们把他雕刻在墓葬中,或者塑造在随葬明器上,不仔细看,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作为独立的宗教广泛传播,大量的精美佛像被雕塑出来。

今天,在西起甘肃,东至河北、山东,越来越多北朝佛寺与佛像被考古发掘出来,最著名者如山东青州与河北邺城、河北曲阳等地的北朝佛教造像,出土之时轰动了世界。同期南朝的佛像却少有发现,虽然大家都熟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诗句,但是,即便在当时的都城建康(今天的南京),也没有多少佛像或寺院遗址发现。但成都是个例外。

清光绪年间,位于成都市西北的万佛寺遗址挖出了大量南朝石佛像,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万佛寺遗址还有佛像不断被挖出。接着,成都市内的西安路、同仁路、商业街、实业街等多处都出土了成批的南北朝时期石佛像……

万佛寺、福感寺、海安寺、大石寺、安浦寺,一座座湮没于历史尘土中的古寺伴着它们精美的佛像重新呈现出来。它们的名字大多无闻于后世,偶有见于传说或文献记述者。如今,这些佛像被陈列在四川省博物院、成都市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华美的佛与菩萨像,繁杂精湛的雕刻,富丽的装彩,为我们勾画出了南朝佛教与佛寺的盛况。

那个时候,成都先归属南朝,后归属北朝。因为全国北朝佛像发现多,南朝的却很少,所以成都南朝造像的学术价值很高,它们被视为南朝造像的代表,是南朝政权佛教发达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物证。

笈多王朝与笈多艺术

佛教产生之初并不造像。佛像最早是在古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地区产生的,那里是今天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当时被希腊人占领了,希腊人有很多神话故事,他们喜欢把神话人物和故事雕刻出来。在希腊人雕刻神话人物的影响下,产生了佛的形象。

最初的佛像有着希腊人一样的卷发,袈裟与希腊神像们披着的袍子一样,连袍子的褶纹都与希腊神像一样,他们被今天的研究者们称为犍陀罗风格的造像。犍陀罗地区的佛像雕刻刚刚兴起,稍稍以南的摩菟罗(又译为“马土腊、巴土拉”等)地区也开始了佛像雕刻,并融入了大量本土元素。接着,印度进入了笈多王朝统治时期。

笈多时期,以印度教、耆那教、佛教共同激荡下发展起来的,以印度本土化为特征的艺术达到顶盛,它们被称为笈多艺术。它是一种多中心、多元化艺术,有区域的多样性,也有时代的共性。

在我们想弄清楚笈多王朝的造像风格时才发现,笈多王朝范围很大,似乎没有一个统一的笈多样式。好似我们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很难用一种风格来概括那个时候全部的中国造像,虽然很多时候它们特别相似。

不同于犍陀罗风格以宽厚袈裟和自然写实的衣褶为特征,笈多造像都以显示出躯体轮廓为特征:马图拉地区是细密条棱状衣纹,表现薄透的质感,透出身体的轮廓线;萨尔纳特地区则完全不表现衣纹,只在腹部有一条线或下摆底端表现出有衣服的样子。

丰富多样的笈多时期造像有很多共性,但各地区之间也有差异,它们都或多或少地随东行传法的印度僧人或西行取经的中国僧人辗转到中国。换句话说,笈多风格在印度本土就有地域差异,中国僧人到印度不同的地方,便看到不同的笈多造像,而来华的梵僧亦是来自有差异的区域。因此,中国各地就有了一些笈多风格元素的艺术形象,并且表现形式各有不同。

笈多风格 成都再创造

成都南北朝造像的风格为:南齐时期流行受魏晋以来汉族士大夫审美取向形成的“秀骨清像”风格,佛像清瘦,并以宽大的汉式袈裟为主。南梁时期,“面短而艳”的张僧繇画风影响了造像,造像开始变得圆润,颈部出现了蚕节纹;这时,海上丝绸之路传入因素增多,以双领下垂式袈裟为代表的汉式佛像流行的同时,笈多风格的造像大量出现。

成都的笈多风格从梁武帝中后期就开始出现,主要表现在:袈裟褶纹偏于一侧,衣褶用条棱状表现,隐约透出身体轮廓的立佛像;一腿微屈,身体曲线突出,身躯健美,颈部有蚕纹,戴圆形大耳环,身上环绕或手上握一条大璎珞的菩萨像;卷发、裙带贴体的护法小人(力士);大而圆的头光等。

菩萨以各种形式的玉米状或辫状大璎珞为特征,胸前多有个大铃铛,在X形大璎珞之外,往往还有一道环形大璎珞或绕于体前、或从肩上斜挂而下、或持于手上,绕于体前的大璎珞底端往往悬饰兽头或宝相花。大量使用联珠纹装饰。

佛、菩萨们的头光变大、变圆,这种大而圆的头光,在山东青州似乎也流行,并可以在印度找到母源。这些特征几乎与印度本土所见同类形象一致,有的与东南亚一带同类造像相似,但它们应当不是直接来源于印度,是经过了长江中下游地区辗转传播,由中国艺术家再创造的结果。目前所见者都雕刻于成都,并经过了再创造的形象。

丝绸之路 传送笈多元素

中国与印度的交往有南北两个方向。中国北方最早主要是从丝绸之路通过中亚,经新疆、甘肃进入,以长安、洛阳为主要目的地。

还有很多支道,其中与四川相关的除了从丝绸之路上的河西走廊经汉中等地入川外,还有经今青海、甘肃、四川交界地入川的丝绸之路河南道,在西凉与南朝、特别是南朝梁时期与西方交往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北魏都平城时期还开拓了从甘肃北端经内蒙达平城(今山西大同)的草原丝绸之路,它们都是佛教北线传播的重要路线。

中国北面与印度的交往早就被多方关注,在佛教传入路线的研究中也多注重经中亚的北面线路。其实南面与印度的交往很早就有,从文献上得知,汉武帝开西南夷,打通了中原至西南边陲的陆上道路(其实这些道路本来就存在,只是汉武帝时期,以官府之名把它们联系起来了),使中印从南边陆路交流成为可能。

同时,中印之间的东南亚海岛与沿海岸的国家和地区,使节与商人、僧侣一直都很活跃。文献上记载了中国汉代与印度东海岸一带的黄支国(后来的建志补罗国)早就有往来。在从印度经海路归国的僧侣与商队当中,以东晋法显一行的事迹最著名。

中国文献上关于与林邑(范围以今越南南部为主)、扶南(范围以今柬埔寨为主)等国的交往颇多,南朝梁期间尤多。经过林邑、扶南等国从陆路进入长江流域,或者在我国沿海广州、福建等地登陆,再辗转进入长江流域。

南北朝时期流行于中国和同期南亚、东南亚的佛教造像还有同样发源于印度的螺状发卷、突起的嘴唇、大大的圆头光,卷草纹、联珠纹、三角形纹装饰带等。在中国南方,除了四川的南朝造像外,有些元素在今天四川、云南、广西等南方地区保存下来的唐、宋造像中仍然可见其身影。

《天府文化》2018年1月新刊已面世